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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3年中国经济利好因素多于不利因素，走出疫情后较快复苏是大概率事件，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度也有望显著上升，但同时也面临一些挑战。首先，中国近三年来持续对新冠疫情采取遏制策略，坚持“动态清零”目标。2021年德尔塔等变异株流行，实施遏制策略仍能大体实现清零目标，然而经济运行承受压力开始明显上升。2022年随着传播性更强的奥密克戎变异株流行，坚持遏制策略所需的社会动员强度上升，资源投入增加，同时频繁封控措施客观上拖累经济运行，成为难以承受之重，虽实施多轮稳增长措施，但仍未能扭转疫情冲击下，内生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势头。在这个背景下，去年底推出“三个坚定不移”防控策略可谓务实合理之举，成为看好2023年经济复苏的最重要利好因素之一。然而，国际经验和国内近况都显示，退出遏制策略后难免出现一定数量重症以及不幸死亡病例。经济上消费重启不会立竿见影，感染大范围扩散可能显著拖累2023年初国内经济增长。三年疫情给消费者带来心理预期影响，对小微企业资产负债表造成损伤，这些能否得到较快修复都会影响2023年经济复苏。第二，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在疫情期间经历了“两头积极、中间收紧”的“马鞍型”演变。2020年初推出以1万亿元特别国债和5万多亿元货币扩张为主轴的超常积极宏观政策，对推动经济在疫情稳定后强劲复苏发挥了重要保障促进作用。2020年下半年到2021年夏季的一年多，早先推出的刺激工具先后退出，叠加若干部门监管风暴影响，一度形成边际紧缩的政策环境。2021年秋季，特别是年底经济再现下行压力后的一年多来，宏调部门推出多轮稳增长组合措施，货币、财政及基建等宏观政策持续趋于宽松，某些局部宽松程度已接近2020年。2022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显示，2023年宏观政策有望继续保持积极取向。然而考虑2022年宏观政策已有扩张的背景条件，来年通过提升刺激措施力度来推动经济复苏，同时确保“有效防范化解重大经济金融风险”，如何权衡统筹或有难处。第三，从2020下半年到2021年夏秋季，有关部门针对房地产金融风险、互联网平台反垄断、教培行业不良现象，以及能耗超标等若干行业问题，推出一系列严厉监管举措。发起监管风暴背后存在复杂的现实根源，加大监管治理也取得一些积极成效，然而客观上对经济增长造成制约作用。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发出大力度纠偏政策信号，目前政策趋于宽松有目共睹，对其积极作用也有较大共识，然而后续调整措施能否一帆风顺，政策纠偏能走多远并带来多大积极效应还有待观察。第四，凭借中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优势，疫情期间中国外贸总量接连迈上5万亿、6万亿美元两大台阶，出口更快增长推高贸易顺差，使得外需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率高达25%-30%。随着2021年美西方经济发生40年未见通胀，并从当年年底开始实施紧缩货币政策，一年多来倒逼经济增速大幅回落并派生后续衰退风险。伴随从中国进口需求显著回落，2022年10月份中国出口额出现负增长并在11月跌幅加大。在上述背景下，多数分析人士认为，2023年外需收缩将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增速的因素。不过，2023年美西方和全球经济走低具体程度仍不确定。如最近美国三个季度经济增速加快，11月通胀趋缓，对中国出口冲击作用或有所趋缓。另外，面对外部环境不利变化，中国贸易政策、地方政府和企业都会调整应对。最后，中国经济增长动力不足，不完全是疫情期间才出现的新问题。实际上早在2018和2019年，高层就在不同场合多次指出经济面临现实的下行压力。一段时期以来，中国间歇性经济下行压力挥之不去，无疑有复杂原因，除了外部环境（特别是中美关系）变化、人口增长与结构演变、较高成长阶段经济潜在增速回落等因素外，社会思潮演变使得民营经济舆情环境变化，改革开放以来的重要增长引擎——民营企业发展活力受到抑制，也是一个需重视的原因。近年来出现了对一些阶段性部门监管政策的片面解读，动辄指责企业投资经营为“资本无序扩张”，随意给企业家扣上“资本家”和“剥削”帽子。负面舆情与疫情期间经营环境实际困境交织，导致民企投资和创业动力减弱并制约经济增长。决策层一直重视这方面动向，针对最近情况，2022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“切实落实‘两个毫不动摇’”，即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，毫不动摇鼓励、支持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，作为2023年经济工作任务之一，这方面新表态显然具有重要利好效应，但这方面问题存在深刻根源，能否很快得到实质性好转仍有待观察。

关键词： 经济复苏 毫不动摇 经济增长